作者：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

　　中国政治学虽然还没有像新能源汽车那样领跑世界，但已经到了建构自主性知识体系的阶段

　　中国的不少产业经历了从跟跑、追赶到领跑的几个阶段，中国政治学虽然还没有像新能源汽车那样领跑世界，但已经到了建构自主性知识体系的阶段。自诞生起，一百二十多年来，作为学科的中国政治学在方法论谱系上，先后研习欧洲的旧制度主义政治学、苏联的阶级分析政治学和美国的理性选择主义政治学；构建这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主体分别来自欧洲、苏联和美国，作为主体的中国到哪里去了？难道“中国”就应该缺位吗？或者说中国人只能永远做“学生”吗？中国政治学的现状显然与中国的全球地位严重不匹配，其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中国的实业界。为此，笔者作为中国政治学界的一员，不能不感到汗颜。

　　中外政治思想的起点其实都是一样的，轴心文明时期的古希腊和先秦的先贤们都致力于“共同体的善”或“天下大同”。但是，历史属性的差异性让共同的起点开始分叉，最终南辕北辙。社会史的“多统”政治，演绎的是竞争性、对抗性乃至作为政治形式的战争等制度变迁方式，共同体形态经历了古希腊城邦国家、地方自治的罗马帝国、看上去“大一统”但实则充满血腥对立的神权政体，以及中世纪后期的封建制政体和民族国家，千年的历史巨变又孕育出对抗性的代议制。在多变的欧洲，旨在追求“共同体的善”的政治学不得不演变为制度变迁学说，“求变”是其一以贯之的特征。代议制是其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的支点，也是其终点即“历史终结论”——全世界都要过上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但不容许赶上美国人的经济生活水平。

　　有意思的是，美国因为中国人想过上好日子就翻脸了。其实，中国人之所以能过上好日子，是因为秉承了两千多年的政治史（国家史）传统——作为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支点的大一统。为了这个大一统，历代政治不得不追求“致治”以达“民心”。因此，不同于“求变”的西方政治学，中国政治学应该是“求治”的。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政治学跟跑的是“求变”的政治学。

　　中华文明基因共同体的遗产让中国人保有超常的政治自主性和政治定力

　　幸运的是，中华文明基因共同体的遗产让中国人保有超常的政治自主性和政治定力，一直奔走在“求治”的路上，“求治”的巨大效能使得世界秩序变革并政治重组。对此，中国政治学不能无动于衷，中国政治学必须“再出发”。华东师范大学王向民教授说“出发的起点”是“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也就是我说的“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这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第二个结合”在政治学领域的反映，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明的结合，是建设以中国为主体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以政治文明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历来都是开放的，从东汉末年开始的儒释道合流再到清晚期的洋务运动、民国时期的“留学生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先后学习的苏联模式和西方技术管理经验，都说明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包容性乃至普遍性。因此，那种认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就是另搞一套、“脱钩”的看法，完全是杞人忧天。

　　“再出发”的中国政治学首先必须有自己的方法论。政治学是关于世界观或历史观的学问，但世界观的落地需要相应的研究方法，每个流派的学说都有自己的方法论。历史政治学无疑是建构自主性政治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方法，其追问的是重大现实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与时间性因果机制，其关键性分析概念是历史本体论、历史连续性和时间空间化。历史政治学是一套生产知识的原理，认为不同属性的历史演绎出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产生了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