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首席专家）；王兵（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扩大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战略。当下，我国正面临着经济增长的“动力产业”必须转换的紧迫问题。过去拉动我国经济超高速增长的房地产和出口两大动力产业部门，动能明显减弱。下一步，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最有可能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新型动力产业部门。作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质量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城市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另外，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为制造业提供专业化服务，能够有效提升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同时也能通过服务创新和消费引导，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激活和支撑内需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因此，推动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新动力产业，对于实现十五五期间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系统认识生产性服务业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生产性服务业的实体经济属性，确立生产性服务业在未来经济增长和全球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我们对生产性服务业还存在一些认知偏差：将生产性服务业等同于一般服务业，甚至将其视为虚拟经济和泡沫部门；低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系统的支撑作用；受“统计幻觉”影响，误判中美制造业竞争背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隐形竞争力。我们要转变观念，积极探索，一是系统性地认识到生产性服务业是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技术资本投入密集的新型实体经济形态，是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灵魂”；二是建立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的市场化定价体系，创新财税制度、所有权制度和激励分配制度，允许生产性服务企业对人力资本、知识资本进行市场价值评估、记入资产负债表、提足进入成本的研究开发费用和各种培训费用，探索无形资产纳入企业资产核算的创新模式，为知识密集型服务创造价值转化通道；三是建立健全生产性服务业投入增长机制和新型统计监测体系，精准识别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如，建立穿透式产业统计标准和生产性服务业卫星账户核算制度，重点识别制造业中的隐性服务增加值，并将其纳入生产性服务业核算体系；开发多维动态评估工具和产业关联度追踪系统，建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指数或“全要素服务生产率”指数。

　　破除制约生产性服务业的制度性障碍

　　推动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要深化市场化改革，破除制约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市场化、开放化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当前我国房地产、出口部门动力出现衰退，制造业发展平稳且已经是高度开放的部门，而生产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程度较低。这既有认识偏差的原因，也有我国特定发展阶段和行政垄断等方面的原因。为此，一是应消除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差别化政策歧视，尤其是在土地与金融等基础性资源方面施行平权政策；二是应渐进式破除行政性垄断，比如在检验检测、标准认证等行政依附性强的领域，推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允许第三方机构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三是推动头部企业通过“反向混改”剥离生产性服务部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市场化发展；四是消除生产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的准入门槛，在生产性服务业部分领域施行自主单边自我开放；五是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支撑功能，构建“服务贸易+制造能力”双轮出海生态。比如，要在我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如京沪广深等地，加快培育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大型跨国企业；打造跨境服务贸易枢纽，形成以服务能力为核心的境外投资新模式，以对冲传统货物贸易面临的“近岸外包”冲击；加大服务外包政策的开放力度等。

　　从支持产业链后端的产能扩大转向支持前端的生产性服务业投入

　　我国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过程中，落在地方实践上就变成了在供给侧规划大基建、大产能项目上推动经济增长，这种模式主要集中在产业链后端的产能扩张上，随着制造业终端需求的收缩，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在制造业终端需求面临收缩的情况下，加强对产业链前端的生产性服务业投入的支持，才是推动制造业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为此建议：一是应强化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字化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扩大关联产业部门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二是构建生产性服务业专项采购机制；三是打造新型生产性服务基础设施；四是探索建立终端需求敏感度模型或投入产出动态监测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