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祥松（广州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尹汉宁教授所著《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9月出版），是依托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形成的重磅成果，亦是作者历时六年、以“孤勇者之己力”向“难以企及的目标”发起的理论攻坚。这部著作以“让经济学说中国话”为核心使命，通过绪论篇、历程分析篇、专题研究篇、结论篇四大板块的体系化建构，从研究方法、历史条件、发展历程、理论创新到知识体系凝练层层递进，成功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态。其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与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更是中国当代经济学人使命担当的集中体现。这部著作的原创性绝非浅尝辄止的概念翻新，而是从命题、范式、框架到理论的系统性突破，其创新内核与书籍的逻辑架构深度契合，值得学界深度挖掘与探讨。

　　一、新命题：锚定“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的本土化研究坐标

　　尹汉宁教授在著作导言中直言，2018年初其接受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研究”时，这一命题系其首次提出，最初仅设想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呈现研究成果，后经反复思考，才决定对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理论进行系统性梳理，试图形成初步的理论与知识体系框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赵德馨先生，曾将中国经济史的通史研究称作“中国经济学的长子”，受此启发，尹汉宁教授进一步将“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定位为“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的研究，这一命题的提出，打破了经济学研究长期被西方范式主导的格局，是极具开拓性的理论创举。

　　笔者认为，“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之所以是全新命题，核心源于两重维度的理论反思：其一，经济学界长期存在“西方经济学=经济学”的认知误区，普遍将经济学划分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三类，却对“国别经济学”的存在予以否定，这一观点显然违背经济学说史的基本史实。回溯历史，法国重商主义代表蒙克莱田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虽以法国王室为研究载体，实则聚焦法国社会经济现状，是带有鲜明法国特色的经济学著作；德国历史学派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的“国家经济学”，更是直接将经济理论与特定国家的历史阶段、民族利益绑定，强调经济政策需服务于国家的发展目标；马克思的《资本论》虽旨在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其研究素材几乎均来自英国，字里行间亦带有英国经济实践的烙印；新古典经济学奠基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与微观经济学创新，本质上也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与周期性危机的理论回应。这些史实充分证明，经济学从诞生之初便具有鲜明的国别属性，所谓“无国别经济学”的论调，是对经济学发展史的片面解读。

　　其二，战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范式缺陷，进一步凸显了建立“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的必要性。传统发展经济学由英美发达国家学者构建，以发达国家为样本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其研究范式与方法均根植于西方经济学体系。尽管二战后发展经济学曾一度成为显学，但到20世纪80年代便陷入衰落，即便张培刚教授在90年代主编《新发展经济学》，试图让发展经济学贴近发展中国家实际，却仍未摆脱“以西方视角解构中国问题”的局限。而尹汉宁教授提出的“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始终锚定中国70余年的经济发展实践，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与传统发展经济学“研究一切落后国家发展问题”的泛化视角形成根本区别。尤为关键的是，著作在绪论篇中通过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困境”“地主制经济形态”等历史条件的深度剖析，为这一命题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支撑，让经济学研究真正回归“中国语境”，是对国别经济学命题的当代重构。

　　二、新范式：重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新体系

　　尹汉宁教授在著作绪论篇第一章中明确指出，学界对现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理解存在显著偏差，若将“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视为政治经济学的新命题、新形态，就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对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与分析工具进行批判性甄别，进而实现技术路线与研究范式的双重创新。这一观点切中了中国经济学研究“方法工具化、范式西方化”的痛点，其对研究方法的体系化重构，堪称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革命性突破。

　　首先，该书明确界定了研究方法的核心准则：将唯物史观确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同时指出“样本思维”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提——西方实证研究依赖的样本法、模型法，因无法适配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与特殊性，难以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尹汉宁教授创新性提出“1+X”研究方法：“1”即唯物史观这一根本方法，“X”则是根据研究需要灵活运用的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分析、国家关联分析、总体分析等具体方法与工具，这一划分厘清了“根本方法—具体方法—分析工具”的逻辑边界，打破了西方经济学“唯模型论”的窠臼。

　　其次，该书坚决反对两种错误的研究方法套用：一是拒绝简单照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抽象法”，因其核心是揭示剩余价值的奥秘与劳资的对抗性矛盾，与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研究目标相异；二是否定将西方实证方法作为核心研究路径，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研究必须“立足实践、史论结合”。这种对研究方法的反思与重构，不仅构建了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的方法论框架，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革命性变革，让中国经济学研究摆脱了对西方方法的路径依赖，为本土化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论遵循。

　　三、新框架：构建“四篇联动+史论融合”的理论体系架构

　　结合著作绪论篇、历程分析篇、专题研究篇、结论篇的架构可知，尹汉宁教授为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搭建了“四篇递进、史论融合、实践导向”的立体化研究框架。这一框架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线性叙事+模型推演”的传统结构，以中国实践为轴心，实现了历史脉络、理论逻辑与现实问题的深度贯通，其创新性体现在框架设计、核心构成与逻辑闭环三个维度。

　　（一）框架设计：“四篇递进”的整体布局

　　该书摒弃了传统经济学著作的常规结构，采用“绪论—历程分析—专题研究—结论”的四篇布局，形成了“基础界定—历史梳理—问题深化—规律提炼”的逻辑链条：

　　绪论篇：通过研究方法、历史条件、主题主线三大篇，明确“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的核心定义、研究范畴与时代价值，尤其将“现代化”确立为发展主题，将“工业化”与“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核心主线，为全书奠定理论基础。

　　历程分析篇：以制度体制变迁、发展道路探索为线索，将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划分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二十年探索与曲折、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五个阶段，通过对各阶段核心矛盾、发展成就与历史意义的剖析，为专题研究构建历史坐标系。

　　专题研究篇：聚焦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交易费用递减理论、产权链理论、信息结构理论、渐进式改革理论、价值共生与激励兼容理论、伦理调节理论、综合平衡理论、国家经济治理与系统集成理论九大核心议题展开深度剖析，是理论创新的核心载体，是中国经济学原创性的集中体现。

　　结论篇：提炼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知识体系框架，阐释“中国现代性”的内涵与特征，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贡献，实现了从“实践总结”到“理论升华”的最终闭环。

　　（二）核心内容：“历程+专题”的双重支撑

　　框架的核心支撑在于“历程分析”与“专题研究”的深度融合，形成“以史为基、以题破题”的研究路径：

　　历程分析：五阶段的历史解构。该书对五个发展阶段的梳理并非简单的时间切割，而是基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配关系展开——如第四章对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性”的分析、第五章对“一五”计划与社会主义改造的解读、第七章对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变迁的梳理，均紧扣“现代化与工业化”的主线，提炼出“制度创新引领发展转型”的核心逻辑，让理论研究扎根历史实践。

　　专题研究：九大理论的学理突破。在历程分析的基础上，专题研究篇从经济增长、政府角色、微观改革、市场发育、伦理调节等维度构建九大理论，实现了对中国经济发展关键问题的学理性阐释。其中，“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解释了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因，“交易费用递减理论”揭示了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机制，“价值共生与激励兼容理论”突破了西方个人主义激励逻辑，“伦理调节理论”挖掘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这些理论既涵盖生产力发展、制度创新等核心领域，也涉及西方经济学忽视的伦理、治理维度，形成了“制度—市场—伦理—治理”的多维度研究体系。

　　（三）逻辑闭环：“实践—理论—规律”的螺旋上升

　　该框架的最大创新在于构建了“实践总结—理论提炼—规律升华”的逻辑闭环。通过历程分析梳理70余年实践经验，通过专题研究将经验转化为本土化理论范畴，最终在结论篇中归纳出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知识体系框架与规律性认识，并进一步提出“中国现代性”的核心概念，阐释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贡献与一般意义。这一闭环既遵循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知规律，又实现了“特殊性—普遍性”的理论跃升——既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也把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规律寓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之中，体现了“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的统一。

　　四、新理论：奠定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著作专题研究篇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凝练出九大原创理论命题，这些理论既扎根中国70余年经济实践，又突破西方经济学的既有框架，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这九大原创理论，可从五个核心维度进行归纳：

　　（一）增长动力维度：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后发工业化逻辑

　　以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为核心，聚焦后发国家工业化的动力问题——区别于西方增长理论对消费、技术的单一聚焦，该理论指出后发国家实现工业体系自主化的核心，在于生产资料领域的优先投入与积累，既解释了中国独立工业体系的形成逻辑，也为后发经济体的工业化路径提供了本土参照。

　　（二）制度改革维度：渐进式改革的中国路径

　　整合产权链理论、渐进式改革理论，跳出西方“单一私有化”的产权框架与“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方式，精准概括中国改革的核心特征：以“产权链分层重构”实现权益有序调整，以“全域渐进式调整”平衡改革效率与运行稳定，解释了中国制度转型的有效性与独特性。

　　（三）市场机制维度：政府-市场协同的本土表达

　　通过交易费用递减理论、信息结构理论，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认知，将政府服务定义为“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的公共投入”，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阐释为“信息集中处理与分散处理的融合”，补充了西方经济学对转型经济体市场机制的研究空白。

　　（四）多元调节维度：价值共生与伦理调节的经济作用

　　以价值共生与激励兼容理论、伦理调节理论为核心，突破西方“个人主义激励”的单一框架：提出“价值共生”是共同富裕的微观逻辑（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兼容），将伦理秩序定义为市场、政府之外的“第三种调节”，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经济理论的深度融合。

　　（五）宏观治理维度：系统集成的综合平衡逻辑

　　整合综合平衡理论、国家经济治理与系统集成理论，概括中国宏观治理的特色。以“结构平衡、动态协调”替代西方“总量调控”逻辑，以“系统集成”实现资源跨域协同，既解释了中国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学理支撑。

　　这五大维度的理论命题，覆盖了“增长动力-制度改革-市场机制-多元调节-宏观治理”的全链条，既各自回应中国经济实践的具体问题，又形成相互关联的理论网络，共同奠定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五、新价值：彰显中国经济学的世界意义与理论贡献

　　尹汉宁教授在著作结论篇中指出，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的构建，不仅是对中国经济实践的理论回应，更是对世界经济学发展的重要贡献。这一判断精准概括了该书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打破西方经济学的话语垄断。该书通过本土化的命题、范式与框架，证明了中国经济实践能够孕育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理论——如“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揭示了后发国家工业化的核心逻辑，“渐进式改革理论”为转型经济体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价值共生理论”突破了西方个人主义的激励方式，这些理论创新丰富了世界经济学的理论宝库，让“中国声音”在经济学领域得以彰显。

　　另一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该书提炼的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知识体系框架，以及对“新现代性”的阐释，精准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需求。从“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从“渐进式改革”的实践路径到“国家经济治理与系统集成”的治理逻辑，该书的理论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让经济发展实践有了更清晰的理论指引。

　　六、结语

　　尹汉宁教授的《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是中国经济学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一次重要尝试。该书以“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为核心命题，以“1+X”方法重构研究范式，以“四篇递进”构建理论框架，以“九大原创理论”丰富研究内涵，最终在结论篇凝练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体系与世界意义，其创新之处不仅在于提出了新的概念与范畴，更在于让经济学研究真正回归中国语境、扎根中国实践。正如手稿中所言，这部著作“体现了中国当代经济学人的使命担当”，它不仅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更为世界经济学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当然，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的构建是一项长期工程，仍需学界持续深化研究、丰富内容，正如尹汉宁教授在序言一结尾指出的那样“始生之物，其形必丑”纵有初创理论的稚嫩与待丰之处，终究是中国人自主构建经济理论体系的“新始新发”，正如作者期许的那样，它既是学界探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靶子”，更是这一学科走向繁盛的“铺路石”——即便探索之路仍需学界共同深化，但这部著作已以其扎实的实践根基与原创的理论贡献，成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之路上，一块坚实的基石。而这场“徒步旅行”所开辟的方向、承载的担当，足以让其成为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重要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