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得宝（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医学部教研中心讲师）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把握了数字技术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的时代趋势，开辟了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数字生态文明作为数字技术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的新型文明形态，既是数字中国建设与美丽中国建设的核心交汇点，也是人类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推动文明形态转型的重要中国探索。

　　当前学界围绕数字生态文明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路径、制度构建与模式创新，重点探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环境监测、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等领域的应用场景与实践效能。但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多将数字生态文明视为一种技术工具层面的升级迭代，对数字生态文明在文明演化层面的深层哲学意蕴探讨仍显不足，从而未能充分揭示其对传统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伦理观带来的变革。我们对于数字生态文明的理解和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简单的“技术+生态”的层面，其背后蕴含着人类对自然、对自身、对人与世界关系的重新理解，关乎人类文明未来的演化方向。中国哲学素有“术”与“道”的分野，数字生态文明的发展除了在“术”的层面实现数字技术对生态环境治理的赋能，更在“道”的层面具有助推文明形态演化的哲学意蕴。

　　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哲学的核心命题。传统生态哲学的讨论容易陷入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困境：人类中心主义将人视为自然的主宰，把自然当作满足人类需求的工具与征服的对象，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自然中心主义则过度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否定人的主体性与实践能动性，陷入了“去人类化”的理论误区，难以在现实实践中落地。二者的共同缺陷，在于将人与自然置于非此即彼的对立框架中，无法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实路径。

　　数字生态文明则有助于通过数字技术中介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构建了“人—数字—自然”三元互构的共生关系。我国生态哲学奠基人余谋昌先生曾提出，生态哲学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而数字技术则为这一哲学理念的落地提供了现实载体。一方面，通过物联网传感器、卫星遥感、大数据分析等数字技术，人类能够突破自身感官的局限，更精准、全面、动态地感知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实现对生态环境的全周期监测、精准化干预与科学化治理。从全球气候变化的数值模拟，到流域生态系统的动态监测，再到濒危物种的数字化保护，数字生态文明的发展可以让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从工业文明时代的盲目征服，转向了尊重自然规律的协同共生。另一方面，自然通过数据化的方式被纳入人类的认知与治理体系，打破了传统语境中自然“沉默客体”的身份。自然生态系统的变化通过数据实现可感知、可表达、可预警，以“数据发声”的方式参与到人类的生态决策中，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与互构共生。

　　同时，我们也必须对这种三元关系保持哲学上的清醒。自然的数字化在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的同时，也可能带来自然的“祛魅”风险。当人类越来越依赖数据来认识自然时，很容易用抽象的数据指标替代对自然的感性体验与整体把握，忽略了自然生态系统本身的复杂性、丰富性与有机性。例如，部分地区用“森林覆盖率”这一单一数据来衡量生态保护的成效，却忽略了单一树种人工林对本土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数据的抽象性掩盖了生态系统的真实状况。因此，数字生态文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绝非用数字技术中介取代人与自然的直接联系，而是要在数字技术的辅助下，实现人对自然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体性，最终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追求。

　　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元张力，是现代性哲学的核心命题之一。数字技术本质上是工具理性的典型载体，它以效率、精准、可控为核心准则，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撑。通过大数据分析，我们可以优化城市能源调度，降低能耗；通过人工智能模型，我们可以精准预测自然灾害，提前做好生态防护；通过区块链技术，我们可以实现碳排放权交易的全流程追溯，推动“双碳”目标的落地。可以说，数字技术极大地提升了生态治理的效率、精准度与科学性，为人类应对生态危机提供了强大的工具支持。

　　但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必然会带来技术异化的风险，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理论的核心观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深刻批判了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当工具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技术便会从服务人的工具，转变为支配人的力量。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这种异化风险集中体现为“技术至上主义”的误区：部分地区将生态治理简化为数字技术的堆砌，过度依赖数字监测系统，却忽略了对污染源头的治理与产业结构的转型，把生态治理变成了一种单纯追求数据达标的游戏；有的企业与平台利用数据垄断掌握了生态治理的话语权，将数字技术变成了资本逐利的工具，甚至通过数据造假掩盖生态破坏行为；更有甚者，将数字技术视为解决所有生态问题的“万能钥匙”，忽略了生态危机背后的制度缺陷、文化缺失与价值扭曲问题。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警惕技术万能论的陷阱，技术只是手段，而非最终目的。

　　数字生态文明的哲学内核，在于实现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的辩证统一，让工具理性回归价值理性的引导。数字生态文明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数字技术的应用必须始终服务于人民大众的福祉、生态正义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工具价值，用技术创新推动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坚守人文理性的价值底线，明确数字技术的应用边界，让技术服务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具体而言，数字技术的应用要优先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保障公众的生态环境权益；要通过制度设计规范数据权力的运行，避免技术垄断带来的生态治理不公；要始终坚持生态正义的价值导向，让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真正实现技术工具与人文价值的有机统一。

　　主体性的重构与多元共治

　　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理论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主体性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得到充分实现。在传统的生态治理模式中，政府是主要的治理主体，企业是治理的对象，而公众则往往是被动的接受者，缺乏参与生态治理的有效渠道与话语权，这种单主体的治理模式，不仅导致治理成本高、效率低，更难以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生态治理格局。

　　数字生态文明的重要哲学意涵，在于它可以重构生态治理的主体性，实现从单主体治理到多元主体共治的转变。数字技术有助于打破生态治理的信息壁垒，通过数字平台，公众可以便捷地获取生态环境信息，随时监督和举报污染行为，参与生态决策的讨论与监督，真正从生态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这种主体性的重构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个体主体性的觉醒，数字技术与有关平台赋予了公众知情权、表达权与监督权，让每个民众都能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个体不再是被动接受治理的对象，而是主动的创造者，通过参与生态治理实践，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二是多元主体共治格局的形成，数字技术与有关平台为政府、企业、公众、社会组织搭建了平等对话、协同合作的空间，打破了不同主体之间的沟通壁垒，构建了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体系，充分体现了协商民主的哲学理念。

　　但我们也必须警惕数字赋能背后的不平等风险，即“数字鸿沟”带来的参与权失衡。在数字时代，数字设备的拥有权、数字技能的掌握程度，直接决定了个体能否参与到数字生态治理中。老年人、农村地区居民、欠发达地区群众，由于缺乏数字设备与数字技能，无法通过数字平台获取生态信息、参与生态治理，很容易被排除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之外，形成了新的生态治理不平等。同时，部分地区的数字参与平台存在形式化问题，公众的意见与建议得不到真正的采纳，线上参与变成了“走过场”，无法真正影响生态决策，消解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因此，数字生态文明的主体性建设，不仅要搭建数字参与平台，更要构建包容性的数字治理体系。一方面，要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能培训、线下参与渠道补充等方式，弥合数字鸿沟，保障所有群体的平等参与权，不让任何一个人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掉队。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的反馈机制与保障机制，让公众的意见与建议真正能够影响生态决策，确保公众参与的有效性，真正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数字生态文明治理格局，让人民群众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真正主体。

　　当前，全球生态危机持续加剧，人类文明正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根本性抉择。建设数字生态文明，必须秉持一种技术谦逊主义的立场，既充分释放数字技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赋能作用，又始终保持对技术异化的警惕与反思，以深厚的哲学智慧引领技术发展的方向。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通过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人类文明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形态演进，为建设美丽中国、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本文系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专题研究课题“数字生态文明赋能‘两山’转化实践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